观 点

为什么低空经济发展必然迂回前进？

低空经济被提到国家战略高度实际上还不足三年，但恍惚间已经经历了全生命周期。这种感觉不仅对从业者而言如此，甚至局外人也是。实际上，现实的低空经济一直在迂回中前进，只是媒体圈的节奏感太强以至有些应接不暇，产生时冷时热的错觉。

一方面，低空经济的热度分布不均衡。新媒体和个人媒体，始终处于高频推送状态，叙事乐观而密集。另一方面，主流媒体和政策层面则表现出明显的间歇性：政策窗口期集中升温，随后转入沉寂，等待下一轮政策信号再行启动。尤其在对待低空新科技、新场景以及安全事故等热点事件方面，两者的差别则更为明显。

尽管这些宣传特征加重了人们对低空经济发展反复性的感受，但低空经济发展只能在迂回中前进却是客观事实，且有着其必然性。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来理解。

首先，低空经济需要实现对传统航空业的全面突围，而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漫长反复不断寻找动态平衡的过程。

现阶段，一个普遍的认知偏差是将低空经济视为传统航空业在空域维度上的自然延伸，高度降低，载体缩小，场景下沉。这一认知的问题在于，它忽视了传统航空业的结构性特征与低空经济内在要求之间的根本冲突。传统航空业以高门槛、高管制、高成本为核心特征，供应链封闭性强，与一般工业体系的嵌入程度有限。这种封闭性决定了传统航空业存在清晰的规模边界，成本下限远高于普通民用制造业的水平。

低空经济若要实现广泛覆盖和规模效应，需要的是相反的逻辑：低门槛、低成本、普惠性。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技术延伸，而是产业范式的转换。这一转换发生在与传统航空业高度重叠的制度空间和技术领域内，必然伴随新旧逻辑的反复博弈。博弈过程导致资源配置的分散和路径选择的摇摆，是低空经济发展过程必然迂回的根本原因。

其次，安全标准是一座大山，时刻拨动敏感神经。“无安全、不低空”作为价值排序，在主观层面无可争议。但在操作层面却不是单纯的技术判断，而是一个嵌入成本效益权衡的经济决策。任何安全阈值的设定，本质上都是风险容忍度与社会支付意愿的均衡。安全标准的每一次上调都会抬高市场进入门槛，缩小参与主体范围，降低飞行活动规模。规模缩减反过来又减少了安全数据积累和经验迭代机会，陷入死循环。这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悖论：过高的安全门槛反而可能延缓安全能力的真实提升。

早期道路交通也是如此。汽车普及初期，车辆可靠性、道路条件、事故率等，按今天的标准衡量几乎不可接受。道路安全法规、车辆安全标准、驾驶执照制度是在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的背景下逐步建立和完善的。当然，这并不是主张降低对低空飞行安全的关注，而是指出安全体系建设本身依赖于产业规模的支撑。安全建设与规模扩张之间存在一个必须通过迂回路径来协调的时序矛盾：先有适度安全标准下的规模积累，再有基于经验数据的安全体系升级，而非先建成完备体系再放开运行。

第三，我们很难阻止传统航空业思维方式的周期性“回归”。每当低空经济出现阶段性进展，以民航为模板的解决方案就会重新进入政策议程。每当出现安全事件或舆论关切，以传统航空适航体系为蓝本的监管方案就会获得新的推动力。

这一循环背后有两个深层机制。

其一，传统航空的高成本基础是维持其安全记录的制度性支柱，但这一成本水平对绝大多数低空应用场景不具有经济可行性。用制造客机的标准体系覆盖无人机生产，用商业航班的运行逻辑管理低空飞行器，在经济上难以维系。

其二，一个更具根本性的问题是：如果传统航空的产业逻辑能够自然催生低空经济，这种催生应当已经在其产业体系内部发生。事实是低空经济并未从传统航空业内部自发成长起来，这意味着它依赖的是与传统航空不同的要素组合和制度条件。传统航空的既有经验在特定子领域（如适航审定方法论）中有借鉴价值，但无法作为主导范式来统摄低空经济的整体框架。两种产业形态的合理边界需要反复的政策试错来划定，这个过程具有迂回性。

第四，跨部门协同的制度摩擦影响深远且长期持续。低空经济涉及的管理主体范围远超单一产业部门：空域管理归属军方和民航，基础设施涉及交通运输和城乡建设，产业政策涉及发展和改革部门，应用场景横跨公安、应急、农业农村、物流快递等多个领域。一个具体低空应用场景的常态化运行，需要上述部门在权责划分、安全责任归属、利益分配机制上形成稳定的共识。

现行管理体制按行业和行政层级分段设置，而低空经济的应用恰恰具有跨界性、综合性的特征。两种组织逻辑之间的张力，并非来源于任何单一部门的消极态度，而是新兴产业在既有制度框架中寻求空间时必然遭遇的嵌入成本。场景释放的速度受制于制度协调的效率，场景释放的迟缓又直接抑制了制造端的产能扩张和资本投入意愿，形成负反馈。突破这一循环需要各层级、各部门在反复的协商和试点中积累信任、明确规则。这个过程遵循的是制度演化的时间尺度，而非商业周期的时间尺度。

第五，替代效应面临的经济约束长期存在。低空经济试图替代或补充的对象，无论是地面交通方式还是传统作业手段，都经过了长期的成本优化和市场检验。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构成的运输网络在综合成本、便利性和覆盖密度上建立起的优势，不会因为低空飞行器在技术上被验证可行而自动消退。在生态环境、电力巡检、地理测绘、应急安全等作业领域，传统方式同样拥有成熟的成本结构和稳定的服务质量。

无人机在技术指标上的领先，只有转化为全成本意义上的竞争力，才具有商业推广的基础。就像新能源的发展历程一样。光伏和风电从示范项目补贴到实现发电侧平价上网，用了近二十年。新能源汽车从政策驱动的小众市场到在销量和保有量上与燃油车形成替代关系，也经历了十余年的反复调整。两者的共同经验揭示了同一条规律：技术可行性只是替代过程的起点，全产业链成本竞争力的形成才是替代完成的标志。低空经济当前所处的阶段，在多数场景中仍处于从技术验证向成本竞争力转化的过程之中，这一转化的时间深度不可压缩。

第六，技术路线的多元竞争仍未分出高下。低空经济领域当前并存着多种技术方案，包括传统直升机平台、eVTOL构型、固定翼无人机、多旋翼飞行器等，每种方案对应着不同的应用场景和产业链基础。技术路线的竞争结果，并不单纯取决于理论性能指标的优劣。一项技术能否成为主导方案，还取决于它与现有供应链体系之间的兼容程度，能否在早期应用市场中构建成本可控的商业闭环，以及是否具备在规模扩张中持续降低单位成本的潜力和制造条件。这些约束的叠加意味着，技术选择不是一个可以被事先决策的工程优化问题，而是一个包含试错、淘汰和路径调整的市场选择过程。

总之，低空经济不会沿着事先绘制的路线图，以匀速直线的方式抵达产业成熟。也不会像很多人理解的那样，用简单的冷了、热了来形容。它要在与传统航空认知的反复博弈中慢慢厘清自身的产业边界，在安全标准与成本约束的动态磨合中确定可行的监管框架，在多部门协调的渐进突破中完成制度嵌入，在技术路线的市场选择中收敛出主导方案，在替代成本的持续下降中实现有效的规模渗透。这一序列的逐步展开，就是在迂回中前进。低空经济的长期价值并不取决于它在某一阶段的热度，而在于它能否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找到不可替代的结构性位置，并以此为基础完成对现代交通体系的功能补充。（澎湃新闻 作者系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低空经济气象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主任、教授蔡银寅）

坚持创新与治理并重 加快建设全球人工智能创新高地

人工智能（AI）正在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6.360, 0.07, 1.11%)。日前，十二届市委九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创新高地的意见》，提出“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高地”。

AI技术快速演进，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数据安全、算法伦理等新的治理挑战。如何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促进创新成果更好共享，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作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中心和科创中心，上海不仅是AI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的重要承载地，也是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实践的重要平台。上海应在推动AI创新发展、促进产业融合应用的同时，积极探索人工智能治理新模式，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趋势

经过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正在从技术突破阶段迈向产业应用和生态构建阶段。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呈现三个重要趋势：

一是从技术竞争转向生态体系竞争。人工智能竞争已不再局限于单一模型性能，而是涵盖算力基础设施、数据资源、算法模型、产业应用等多方面的综合竞争。美国依托领先的科技企业、芯片产业和创新生态，在基础模型和算力体系方面具有先发优势；中国则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丰富应用场景和完整产业链，在AI应用落地和产业融合方面形成独特优势。未来，谁能够构建开放协同、持续迭代的AI生态体系，谁就更有可能在全球AI竞争中占据主动。

二是从模型创新转向产业融合竞争。随着生成式AI快速发展，人工智能正在从实验室技术加速走向“产业基础设施”。全球科技企业纷纷推动AI与制造、金融、交通、医疗、教育等领域深度融合，特别是智能制造、智能终端、智能机器人(15.760, -0.01, -0.06%)、自动驾驶等领域，正在成为AI商业化落地的重要方向。未来，AI的发展不仅取决于技术创新能力，更取决于能否形成可持续的应用生态，推动科技创新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

三是从企业竞争转向国家和城市治理能力竞争。当前，各国纷纷将人工智能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通过政策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和产业布局，打造AI战略高地。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对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人工智能竞争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城市治理能力的综合竞争。未来，谁能够在推动技术创新的同时，建立更加安全可靠、开放包容的治理体系，谁就能够更好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主动权。

上海具备建设全球人工智能创新高地的良好基础

近年来，上海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已经形成较好的产业基础、创新资源和应用环境。

一是具有较强的创新资源集聚能力，具备打造人工智能技术策源地的基础。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策源地，上海汇聚了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一批高水平高校和科研机构，在人工智能相关领域持续开展前沿探索，在算法模型、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以及智能芯片等方向形成一定的创新优势。同时，上海集聚了商汤科技、智元机器人、禾赛科技等一批AI领军企业，在大模型、机器人、自动驾驶等前沿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张江科学城、临港新片区、徐汇滨江等区域，也正在成为AI创新发展的重要承载区，为上海AI技术持续突破提供了重要支撑。

二是具有良好的产业融合基础，具备推动人工智能规模化应用的优势。上海AI产业发展已形成较好的产业基础和应用优势。一方面，AI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新动能。另一方面，依托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和完善的现代服务业体系，上海为AI技术创新和产业融合提供了广阔空间。目前，AI已加快渗透先进制造业、智慧港口运营等领域，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三是具有超大城市应用场景优势，具备打造人工智能示范应用高地的条件。超大城市运行体系复杂、公共服务需求多元，为AI技术创新提供了天然的“试验场”。在城市治理领域，AI可以应用于城市安全、交通优化和公共资源调配，提高城市运行效率；在民生领域，AI能够助力医疗服务、教育发展、养老服务，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在产业领域，智能制造、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丰富、多元的城市应用需求，有助于推动AI技术规模化应用，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经验”。

四是国际交流平台优势突出，具备参与全球人工智能合作治理的基础。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连续举办，已经成为全球AI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交流平台。通过这一国际平台，上海不仅能够展示AI发展的最新成果，也能够加强与全球创新网络的连接，推动国际技术交流、产业合作和国际规则的制订。同时，上海拥有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等开放平台，可以在AI数据流通、国际合作、产业规则探索等方面开展先行实践，提升上海在全球AI治理和产业发展中的影响力。

把握战略机遇，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走在前列

面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新趋势，上海应依托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一重要平台，进一步加强战略谋划，在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同时，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建设。

第一，强化人工智能原始创新能力，提升全球技术竞争力。AI竞争的核心是创新能力竞争，上海应进一步强化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协同创新机制，支持基础模型、智能算法、人工智能芯片、智能计算架构等关键领域突破。围绕AI前沿方向，建设高水平创新平台和实验室，提升AI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同时，要完善AI创新成果转化机制，推动科研成果、产业需求和资本资源有效衔接，加快形成“基础研究—技术突破—产业应用”的创新链条。

第二，建设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体系，提升全球产业竞争力。未来人工智能竞争不是单个企业竞争，而是产业生态竞争。上海应进一步发挥产业基础优势，围绕大模型、智能终端、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AI企业。特别是要加强AI与制造业融合，推动AI赋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汽车、高端装备等重点产业，形成更多具有示范意义的应用场景。同时，依托长三角产业协同优势，探索“上海创新研发+长三角产业制造”的发展模式，扩大AI产业辐射能力。

第三，拓展人工智能应用示范场景，提升产业赋能能力。上海应发挥超大城市和产业体系完整的优势，推动AI从技术创新走向规模应用。进一步开放城市应用场景，围绕城市治理、医疗健康、金融服务、交通物流等重点领域建设一批示范项目，推动AI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同时，要完善数据、算力等基础支撑体系，促进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协同创新，提升AI对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赋能能力。

第四，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建设，提升AI发展的安全保障能力。人工智能发展必须坚持创新与治理并重。上海应结合国际化大都市特点，加强人工智能安全、伦理、算法透明、数据保护等领域研究，探索符合超大城市特点的人工智能治理模式。同时，依托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等国际平台，加强与各国城市、企业和科研机构交流合作，助力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人工智能正在重塑全球科技竞争格局，也正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上海应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为重要平台，在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和全球治理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高地，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贡献上海智慧。（新浪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徐丽梅）

活 动

发展壮大数智产业 做强做优数字经济 持续擦亮“中国数谷”城市名片

本报讯 8月4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宏主持召开贵阳贵安数智产业和数字经济战略规划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市部署要求，加快发展壮大数智产业，做强做优数字经济，持续擦亮“中国数谷”城市名片。贵州大数据集团总经理毛胤强讲话。

贵阳贵安领导吴宏春、付涛参加。

会上，赛智产业研究院院长赵刚、智能经济所所长李铭岩、省邮电设计院信息化研究院院长周承熙、贵州数据宝公司CEO周林、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总经理陈蔚等行业专家、企业代表发言。王宏认真听取发言，要求贵阳贵安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吸纳意见建议，加快转化为具体措施。

王宏说，打造具有竞争力的数智产业集群，是贵阳贵安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要坚定落实“数字活市”战略，坚持算力、数据、应用、产业协同联动，在研究政策、研究产业、研究企业、研究项目、研究人才、研究标杆上下更大功夫，推动贵阳贵安数智产业和数字经济发展取得更大成效。要抢抓行业风口，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前瞻布局，着力延链条、育产业、建集群、优生态，更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围绕“6+5”重点领域谋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基础。要深入开展“五帮”专项行动，用心用情用力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着力培养一批高素质人才队伍。

毛胤强说，贵州大数据集团将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持续深化与贵阳贵安协同联动，坚持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围绕加快打造一个数据产业、抓住一批重点企业、擦亮“中国数谷”一张名片、建强一支人才队伍深化合作，携手为贵州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贡献更大力量。

省大数据局、贵州大数据集团、贵阳贵安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贵州日报）